这是个人、民众最后的自保手段。

自私不是错，但不依照社会规则行事，伤害他人就不可能造福社会。传统一般只能渐进发展，需要比较大幅度改变传统时只能以重新解释和发掘的形式进行。

反映到建政问题就是对人们的社会意识非常信任。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法仪》」。所以实际上是有宪法的，只是没有现代制宪的技术经验而已。至于分配的平等，墨家主张「（对贤者）必将富之，贵之《尚贤》」，能被称为平均主义那只是个天大的笑话[ 想论证平均主义要从《孟子》里面找。然后学习先圣经典获得前人经验之精要。

哈耶克先生说：有些习俗的益处并不为遵守习俗的人所知，这些习俗只有在得到其他一些强烈信念的支持时，才有可能被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增加它们的选择优势。下面我们就先表述一个宪政的概念、内涵和外围。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毕竟，腐败就是腐败，哪怕其从事者在主流方面也许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圣贤君王——无论是二八开、还是一九开。其实，倘若历史上的舜真有此事，尚可以解释成他为了避免远古时代的血亲复仇而不得已做出的极端举动。[⑨] 见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特质，载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页56-65。至于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舜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内。

又如，孟子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再如，在案例二中，或许是为了防止出现那种他已经预见到的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的局面，孟子也严格限定说：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

（《论语集注·子路注》）显然，这一回答也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政事治理之上，认为直者可以为了巩固父慈子孝的天理人情，不惜在父子相隐中放弃诚实正直的个体己德和遵纪守法的群体公德，以致不仅严重损害那位羊被攘去之人的正当权益，而且还会最终危及叶公治下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换句话说，在上述案例描述中，不仅积极从事有关腐败行为的舜完全没有鱼肉人民、作威作福的腐败意愿，倒是处处透露出不愿损害民众利益的圣王气象，而且热情赞美这些腐败行为的孟子本人，也完全没有怂恿统治官员恣意妄为、残害百姓的自觉目的。……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显然，这一回答就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政事治理之上，认为君子可以为了表明自己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而不惜在三年之丧中放弃自己从事为政活动的应尽职责，甚至甘冒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潜在危险。例如，在案例一中，孟子就肯定皋陶完全有理由逮捕瞽瞍，而舜也仅仅是充满乐感精神地将瞽瞍窃负而逃、远走他乡，并没有利用天子职权把他立为享有豁免权的太上皇。

二孔孟确立的儒家基本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血亲情理精神，即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原根据的终极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上原理的崇高地位，从而将血亲情理视为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法则。[②] 见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载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页53-54。已经蕴含在孔孟的德治观之中、后来更一直为儒家传统所坚持的内圣外王理想，便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能够首先通过道德修养而使自己具备高尚善良的道德品格、成为内圣，那么，他就完全可以依据这些道德品格从事政事治理活动，进一步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目标、实现外王。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岂得暴彼民哉？（《孟子·万章上》）。换句话说，作为儒家传统最高理想的内圣—外王，在舜这位圣—王典范身上，也已经陷入到深度悖论之中：血亲性内圣本来应该构成实现仁政性外王的本根，但它为了维系自身的至上地位，却恰恰最终消解了实现仁政性外王的可能。

本文则试图通过对《论语》与《孟子》的文本解读和案例分析，对于孔孟德治观在其自身的深度悖论中（而不是在它被古代统治集团利用之后）所具有的负面内涵，尤其是对于它在滋生政治生活中的某些腐败现象方面所具有的负面内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孟子·尽心上》）显然，这一命题本身已经把急亲贤也与仁者爱人对立起来，认为尧舜之仁的本质并不在于普遍性的爱人，而是首先在于血亲性的孝悌。

孔孟德治观的这种温床效应最集中地表现在：通过肯定血缘亲情的至上地位，尤其是通过肯定人们可以把血亲私德凌驾于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它实际上就等于是容忍、认可乃至赞许那些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行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明确把坚持孝看成是实现仁的本原根据。更重要的是，孔孟的德治观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巩固加强统治集团安定团结的范围之内（尽管这的确也是他们提倡德治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是进一步主张：统治集团在以孝悌规范为本根从事为政活动的时候，不但应该由此确立起彼此之间的君惠臣忠情谊，而且还应该由此发展出针对广大民众的普遍仁爱情义，尤其是应该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普遍推恩，将原本只是属于血亲家族内部的慈孝恩情扩展到整个邦国天下的普通百姓那里，从而最终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理想。然而，为了凸显血缘亲情的至高无上，他却明确赞许舜提拔其弟为有庳王、以使其弟既富且贵的举动。四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孔子和孟子明确要求在为政以德的活动中确立起血亲私德的至上地位，结果就必然会促使行政官员在政事治理活动中，将血缘亲情和家庭利益置于广大民众的普遍利益以及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之上，乃至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维系血缘亲情而放弃仁政理想，从而使血亲之德与仁政之治处于严峻的张力之中，最终导致德—治自身陷入深度的悖论。结果，至少是在这两个案例行为中，大孝的舜尽管依然可以成为完全符合儒家血亲情理精神的内圣，但他毫无疑问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儒家仁政理想极力追求的外王

更重要的是，孔孟的德治观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巩固加强统治集团安定团结的范围之内（尽管这的确也是他们提倡德治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是进一步主张：统治集团在以孝悌规范为本根从事为政活动的时候，不但应该由此确立起彼此之间的君惠臣忠情谊，而且还应该由此发展出针对广大民众的普遍仁爱情义，尤其是应该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普遍推恩，将原本只是属于血亲家族内部的慈孝恩情扩展到整个邦国天下的普通百姓那里，从而最终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理想。然而，孔子的回答却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八诚然，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选取其他一些命题，以显示孔孟德治观的正当合理、优良积极。不过，问题在于：由于孔孟的德治观通体浸润着他们确立的儒家基本精神，不仅把血亲孝悌规范视为为政以德的终极本根、而且视为为政以德的至上原理，结果一旦将它落到实处，就必然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局，以致不但会严重危及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而且还会从根本上消解实现仁政理想的可能。

[④]三孔孟的德治观也通体贯穿着这种血亲情理的儒家精神，因为他们强调的为政以德的德，虽然包含着个体己德、团体私德和群体公德三个层面，但其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恰恰就是慈孝友悌的血亲私德。然而，为了强调血缘亲情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认为人们可以撇开父之道究竟是正道还是非道的问题，仅仅为了做到孝就坚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案例一：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②]不过，问题在于：倘若我们把孔孟的德治观置于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尤其是置于他们所确立的儒家基本精神的内在框架之中来考察，那么，这种初看起来没有什么弊端、甚至可以说十分美妙的德治观，却在自身之中潜藏着某种深度的悖论，结果不仅会产生一系列不良的负面效应，而且还会滋生一些对于政治生活具有严重危害的腐败现象。又如，孟子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毋宁说，他们甚至还鲜明地体现出行德治以施仁政的良好意愿。

正是这位对任何重利忘义的缺德举动都深恶痛绝、因而特别推崇仁政的儒家亚圣孟子，真诚地歌颂了两个无可否认的腐败行为。虽然这些描述大都不像上述案例描述那样拥有具体确切的行为举动可资证明，但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些描述。

孔孟德治观的这种温床效应最集中地表现在：通过肯定血缘亲情的至上地位，尤其是通过肯定人们可以把血亲私德凌驾于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它实际上就等于是容忍、认可乃至赞许那些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行为。因此，至少在这个案例中，舜与其说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如说是博取于民而能济弟。

（《孟子·尽心上》）显然，这一命题本身已经把急亲贤也与仁者爱人对立起来，认为尧舜之仁的本质并不在于普遍性的爱人，而是首先在于血亲性的孝悌。因此，倘若从善意解读的视角看，我们当然绝对不能把舜说成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腐败分子。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子贡曾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孔子和孟子如此注重血亲伦理规范的德治功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孟子同样把儒家肯定的四主德——仁义礼智的实质内容全部归结为事亲从兄的血缘亲情，宣称：仁之实，事亲是也。

[⑩] 见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页10-11、13-15、28。结果，孔孟的德治观要么是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的腐败特征的情况下，鼓励人们把这些腐败行为当作美德举动来从事，要么是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行为的腐败特征的情况下，为人们依然从事这些行为提供伦理道德方面的理由借口——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理无可恕，情有可原。

然而，或许由于受到周朝统治阶层重德传统的直接影响，孔子和孟子却特别强调了所有这些道德规范的为政功能，明确要求把它们纳入治国的范围，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德治观念。而出于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动机提拔无才缺德的象，更无疑是炉火纯青的以有庳养弟弟。

[①] 因此，孔孟的德治观及其蕴含的内圣外王理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受到高度的推崇，而且今天也依然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肯定，甚至常常被认为是代表了儒家传统的最高理想。例如，孔子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